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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考古学(Archaeology)考古学是研究古代文明的遗迹和遗物的学问，主要是通过有系统的发掘来进行考察和研究。相对来说，考古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发掘米所波大米的工作仅始于1842年，是法国人鲍塔率先在尼尼微挖掘；最早考察爱琴地区的是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他先于1870年开掘特洛伊，继而于1876年发掘迈锡尼。1798年，拿破仑侵入北非，自此埃及的古物便源源进入欧洲。不过，在整个十九世纪，外国人去埃及主要是猎宝盗物，不能算是考古发掘。至该世纪末，英国人彼特里才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正规化。他也是到巴勒斯坦作考古发掘的第一人，他于1890年到迦萨以东16哩的赫西废丘发掘，自此，巴勒斯坦的考古发掘工作，便旷日持久地进行至今，除偶或受战争阻碍，几无时或停。整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学者对圣经文献普遍存有怀疑的态度，然而考古学源源不断的发现，却愈益证明圣经的可靠性。某些记载虽一时尚无实据，但相信只是时日问题，将来的发掘必会有所证明。直至目前已出土的文物古迹，尚只是可待发掘研究的古迹的一小部分。地面考察现有的许多重大发现，几乎全是出于偶然。叙利亚的拉斯珊拉一农民耕地时触及一座古墓，从而导至乌加列故址的大发现；藏匿死海古卷的昆兰岩洞，是一位牧人寻找亡羊时发现的；1887年一埃及农妇为了收复风蚀的古砖作肥料，而找到了著名的亚马拿坭版；1945年以科普替文写成的诺斯底派文献手稿，从埃及拿哈马迪附近的岩洞重见天日，是几位搜寻鸟粪的埃及乡民无意发现的。然而这种「偶得」尽管重要，却总不能代替系统性的考察。除了埃及，中东的乡野地面满布无数的废丘，或古城遗址的人为高冈。因风化作用，在这一带的地面，尤其是从斜坡下的冲积沟中，可以找到大量支离破碎的陶片。经过深入研究，从中可知该废丘掩盖着不同时期的拓居情况。有时地面植物的不同形貌，也可提供地下结构的线索。考古家乌利注意到一处地面的野草，均一撮一撮地丛聚而生，每丛直径决不超过6呎，以此而发现了古代墓葬群。原来墓葬之处土质松软，宜于深根草的生长，且墓穴大小有定，遂有上述现象。现代地面勘察法的奠基人是美国人鲁滨逊。他是纽约联合神学院的圣经文献教授。他在他的学生──驻黎巴嫩传教士史密次协助下，于1838年对巴勒斯坦全境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地面考察。鉴于鲁滨逊教授的考察远在分层开掘法确定之前，他对废丘的真正意义自不免忽视。最伟大的地面考古学家，首推百折不挠的辛辛那提市希伯来联合学院的校长格鲁克。格鲁克于外约但河地区开始其勘察工作，从1933至47年，仅1年（1940-41）例外。1952年以阿战争甫毕，格鲁克即开始对以色列南地的系统发掘工作。经他标定的遗址多达1,500处，多是从未见载的。他的考察完全以圣经为指南，且大力推广此法。在阿拉伯干河有古代铜矿开采遗址的大发现，这是他以申命记八章9节为线索而取得的重大成就。格鲁克的发掘证明，南部沙漠在主前二十至十九世纪（中青铜时代一期），曾有很多生产陶器的村落，而在当时的1,000年前后，并无这些村落存在。他的发现与亚伯拉罕的叙述正相吻合。他还发现，雅博河以南地区居民的定居生活曾一度中断，其时当在主前1900至1300年之间。因此，不少学者据此说将以色列民征服应许地的时间，考定为主前1300年。因为圣经既指出以色列民在这一带，遭到一些定居民族的攻击，那么最可能的日期不会早于主前1300年。目前，在外约但地区又有大量中青铜时期（主前2000-1500）至晚青铜时期（主前1500-1200）的文物出土，这使我们有可能对那些结论作进一步的修正；还有两位考古学家的发现，也极有价值。一位是撒理撒罗，他对下加利利进行考察，从而发现了古代的贸易路线。另一位是亚哈兰尼，他在上加利利进行考察，从而使以色列的生活方式大白于世。鉴于这些考察的地域覆盖面极广，使我们在主要的挖掘目标──人口聚居中心地以外，得到额外的资料。于1965至68年之间，通过对南地和西奈地区的勘察而发现了500个以上的重要遗址。于以色列在1967至68年对哥兰高地、撒玛利亚和犹大地也作了认真考察。其结果是：详勘的遗址约达2,000个，其中800个遗址是前所未知的新发现。对犹大地的勘察，其中一个重大发现，就是确认了圣经所载的底璧城（士一11）的地理位置，应在希伯仑以南的拉布德废丘，而非在特毕美森。后者是奥伯莱特考定之地。遗址考定确认圣经地名遗址或故址，可根据如下几个线索：经文提供的地形地貌；地名渊源（一些城镇仍会保持圣经时代的原名或相关的线索）；考古材料与该地历史相符的部分。许多故地一直烟火不断，却仍保持着圣经时代的原名。例如他纳、耶路撒冷、伯特利（现名「拜廷」）、迦萨、亚实突、亚实基伦。另也有故名仍存而现址与遗址的位置相距不远的，如伯珊（胡森废丘）即在今城贝散以北1,600呎。再如故城别是巴与今城别是巴相距3哩。拜占庭时代，圣经记载的「伯夙」，被用作散之家地方的一个新址的名称。耶巴村其实在富勒废丘（即经载的基比亚）以东2哩。今经考察证明，巴勒斯坦实有两个耶利哥；旧约的耶利哥的故址即今苏丹废丘；新约的耶利哥则于该址南面1哩。因此，马可福音十章46节和路加福音十八章35节（记耶稣将进耶利哥时的情形）与马太福音二十章29节（记耶稣甫出耶利哥时的情形），记叙耶稣为瞎子医病时出现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如遇某地出土的碑铭记有该地之名者，则属难得之便。如叙利亚的迦基米施和埃及的瑙克拉提斯，都是根据这难得之便考定的。帕洛特-加龙省在哈里里废丘寻到一尊雕像，上镌马里国王之名。亚拿多利亚的古城特庇和路司得之故址，也是靠从表面发现的碑铭得以确认的。从杜韦废丘出土的陶片刻有「拉吉」之名。普里查得在吉卜寻得大量罐柄，俱镌有「基遍」之名。亚哈兰尼从亚拉得获大碗1个，7处均刻有「亚拉得」字样。有些故址则只能作不同程度的确认，如以拿士伯废丘为米斯巴，以富勒废丘为基比亚者即属此类。当然，完全未经确认者尚不在少数。挖掘在以色列，挖掘工作只可在圣经故地展开，并限于废丘的范围进行，挖掘到底。考古的兴趣自然是多集中于早期，所以挖掘者通常避开那些覆盖多层近代、穆斯林代、拜占庭代遗物的废丘。对这些物层的处理，过去是尽数掏出，弃之不顾，只管向目标掘进。现在则必须把这些物层处理完毕，才可进入更低层的早期文物。

挖掘点一经选定，第一步则须取得国家文物保护部门的许可。文物保护部门要求挖掘者具备足够的专业技能，包括必要的资金来源，并能保证在合理期限内发表考古报告。满足以上条件方可领到挖掘许可证。按文物法规定，土地拥有者无权占有该土地上的文物，文物一律为以色列国家所有。许可既经取得，如何取得在待挖地段上的作业权也颇为复杂。一种情形是将有关地段购买下来，如米吉多和多坍；但通常是按一定期限租赁土地，事先要达成协议，比如农田，则须保证事毕之后恢复其可耕状态，对原有的农作物也要作出合理的补偿。幸逢有关土地属政府所有，则一切都会简便得多，如伯珊即有时需要租赁的一块土地，是分属数家的产业，问题就会十分复杂。如富勒废丘所在的一方不足两英亩的土地，竟分属于66个拥有者。他们起初索价高达400埃及镑，经奥伯莱特教授力争才以7埃及镑为合。有时也会遇到开明之士自愿为科学捐献土地者。如哥登记载伊拉克有此一例：「我们在发掘泰佩高拉时，有幸遇到了一位开明的摩苏尔伊斯兰信徒，他自愿为科学研究把土地捐作考古用途。」这种考古挖掘的花费，高低之间相差极大。花费最大者如开发米吉多的芝加哥考古队，其支出高达16,000,000元；另也有开销奇省的一例，即彼特里领导的考古营。彼特里及其助手每周伙食费才1.2元，每周劳工费仅140元（是时为十九世纪末）。穆蕾回忆起那番情景时说：彼特里的考古队真是食不果腹。

通货膨胀的影响无所不至，考古费用也自不可哄免。十九世纪中莱尔德支付的工人工价，是每日每人2.5便士，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个考古队为发掘尼普尔支付的工人工资，已是每人每日12美分。1932年，麻劳万在亚尔帕齐亚每日给每个工人支付1先令；及至1949年，他在开掘尼姆鲁德时已需付3先令了。尼姆鲁德挖掘结束时已是1963年，工价又增了1倍。1968年，约旦工人每日工价相当于1.5美元；同年在发掘耶路撒冷时，以色列工人每日工价是10里拉（相当于2.8美元）。另有设奖金奖励工人之额外发现；掘主以奖金激励工人用心寻找出土文物，同时也是防止工人盗卖文物给古董商的一种手段。此种特设的奖金或酬金，称作「巴克殊」。有些学者反对这种「买来的忠诚」（惠勒语），他们宁可严防紧戒，以绝盗窃。甘嘉莲女士即是持此见的学者之一。但后来她不得不承认，尽管其耶路撒冷的挖掘点防范极严，当地古董店的货架上，仍出现了不少可疑的铭文器物，极似她考古坑中之物。甘嘉莲记录了1952至58年开掘耶利哥城的花费：「7个季度共支出84,610美元，以3个月一季度计算，24名训练有素的工人平均每季度耗用12,087美元。」甘嘉莲在耶路撒冷每季度的开掘支出，更高达30,000美元；出土的文物被全世界43所大学、博物馆、学会（包括英国皇家学会在内）争相订购。从前，基金多来自富人的捐赠，如洛克菲勒和马尔斯顿爵士都有此义举。希复也曾以60,000美元支持哈佛大学的撒玛利亚考察计划。十九世纪有巴勒斯坦发掘基金和埃及发掘基金；这两笔基金都是由美国的文物订购者集资凑成的。近年，美国利用所谓「相对基金」来发展开掘事业。这是美国政府把倾销剩余物资的款项，用于购买美国货的国家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事业。除筹集必要的基金外，负责开掘事宜的总监，还要组织一班训练有素的管工和工人。埃及和伊拉克有些村民常务此道，已饶有挖掘经验。不过，工人数目要以便于监督管理为限。早期的开掘工作曾有工人过多、监管不善的情况。如1843至44年，豪尔萨巴德开掘点雇用工人300名；1874年开掘库云尼克（尼尼微）雇用工人600名；1899至1917年开掘巴比伦，每年平均雇用工人200至250名。二十世纪初，巴勒斯坦的一个开掘点竟以一名管理人员监督1,300人的工作。工人有刨、铲、运3项工作的分工。先有人抡镐破土，再由人检拾碎片，并铲土入筐，搬运者抬筐运土。甘嘉莲在耶路撒冷的深坑挖掘，设破土工人2名，收土工人2至4名，搬运工人40至50名。就现代的开掘点而言，一名有专门训练的监工可负责16平方呎的地段。另有专业人员如记录员、建筑师、摄影师、勘察员、制图员、器物修复师等等。挖掘季节短则两周，长则6个月。冬日雨季使挖掘工作大受限制。挖掘工作多在夏季进行，易于招揽更多教授和学生参加。有些地方如耶利哥和书珊，因夏季酷暑难耐则属例外。甘嘉莲开掘耶利哥，是在1至4月之间。工作日是长而紧张的。一般是清晨早点（仅一杯咖啡加一片面包）之后，直到午饭。本文作者亲历那法废丘的开掘，清早6时工作，直至午饭；中间于8时30分稍歇用早饭。午饭后，我们清洗陶片至3时。开发耶路撒冷时，早上7时开始工作，10时至10时30分稍事休息，随一口气干到下午3时。总监和监工们尚须于工人退场后，工作到晚上。开发夏琐时，管工的工作自凌晨5时起，直至10时入寝方止。工具铲似乎已是考古挖掘的象征，实际在挖掘中并不常用。鹤嘴镐用以开石破土，大锄用以收土入桶。桶是用废车胎制的漏斗状容器。精细处须使用小尖锤、小铲和小刷。此外，量度尺、水平仪、绳子、标签等也都是必备之物。现代考古开掘已使用一种「地磁仪」，专用以测量地磁强度的差异。这种差异称作「重力异常」，可藉以发现埋在地下的墙垣和其他建筑结构。莱里锡从五十年代末起把地磁仪、逆向潜望镜和摄影机组合起来使用，在意大利发现并勘测了数百座伊特利亚地下陵墓。他利用地磁仪先找到一座墓，继而在地面钻深洞，将附有摄影器和照明设备的潜望镜探入洞内，便可以看到墓壁是否绘有彩画，从而确定是否有开掘价值。其中一座墓壁上涂着「基奥万尼，1947」几个大字，显然该墓已有盗墓者先行一步了。益基勒雅丁在开掘马萨他以北的巴柯巴岩洞时，曾使用一架探矿器，因而大获成功，其时在1960至61年。哈蒙德在1964年勘察希伯仑时，地磁仪在以色列已广泛使用了。由于圣地山区的地质结构多为岩质，因而大大限制了地磁仪的使用，但哈蒙德用以确定岩洞的方位，却仍然十分奏效。空中摄影也是一项极有效用的新技术。以色列人在勘察哥兰高地时，利用空中摄影发现了一片极大的古墓冢，史前墓迹多达数千，还有巨型的玄武岩石柱环。空中摄影可进一步使用紫外线与红外线感光照片。美国空军在锡巴里斯上空对地面古迹拍摄了大量红外线照片，发现以低于5,000呎的高度拍摄的效果为最佳。考古地层学除少数曾有人暂居的古址如亚述的豪尔萨巴德和巴勒斯坦的昆兰之外，多数古城都有分层堆积起来的废丘。古代可供选地建城之处不多，尤其是那些易于防守、地近水源、商道或拥有沃土良田之处，故往往是重建旧城或重兴废墟。加之多数地区以泥砖土坯为建筑材料，其寿命不过一代之久，就要变为泥土。另一因素也很重要：主妇们为保持室内外清洁，多采用垫土的办法，在秽物狼藉的地面上铺垫新土。上述种种都导致城廓地势逐渐增高，城墙附近则更压积了很坚固的岩屑。

这些遗物或废物堆积的高度相当可观。分布米所波大米的废丘，低者56呎如基士，高者140呎如布拉克废丘。在巴勒斯坦耶利哥的土墩高约60呎，伯珊和米吉多的土墩高约70呎，外约但的伊迭耶废丘则高达138呎，高耸于平原之上。随着废丘的增高，坡势也必愈来愈陡峻，顶部的居住面积也必愈来愈小。如米所波大米的泰佩高拉，积岩层迭多达20层，顶层面积收缩到只能容纳一座瞭望塔的大小，终于主前十五世纪被遗弃而成为废城。由于开掘的面积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总监必须精心选择几个重点，开掘壕坑。坑也许挖在土墩的侧面，以便对土墩的积层作一般的观察。首先必须确定城墙的位置。城门一般开在土墩坡势平缓之处。由城门往内，其主要通道是引向重要建筑物的线索，如宫殿往往必在其端。城内地势崛起之处，则是庙堂或城堡遗址所在。

土墩内有层、位之分。重大的重建称为「层」；一层之内的较小的变动称为「位」。层次由上而下，即由最近期而至最早期，均须标以罗马数字。考古层的底面并非是平行的平面，所以在制图时有必要绘出绝对海拔，但绝对高度并不具有年代意义。层次的相互楔入增加了分层发掘的复杂性，因为建筑物的地基往往楔入到前一年代层中去。挖掘考古坑最理想的作法是挖至基岩，即「生土层」；不过一旦遇到水位，则全坑会成为泥潭，这时需要利用抽水泵将水抽出再继续深挖。现代的作法是把挖掘区分成若干小区，每小区挖一16呎见方的坑，使每小区的坑相邻而又有土壁相隔。这种土壁称为「地层标」，其侧面当尽量与地平线垂直，以供探测各层次情况之用。每一区的监工要着人挖一小探测坑，以便挖掘人员预先知道各层的情况。挖掘作业要求极度精细，每有器物发现，必须准确记录发现的位置、层次、位次。普通陶片则要放入有详细标记的桶中，以备清洗之后研究。有时预计土中会藏有细小物品如古钱之类的东西，每一方土便都要精细过筛。土呈绿斑者可能藏有铜钱。我们在耶路撒冷古物开发区的迈扎尔地段，有一天筛出了100枚古币。这次发掘的首3年（1968-70）共找到古币19,000枚。益基勒雅丁在发掘马撒他时，不惜动用人工将50,000平方码的掘出土都细细过筛，结果发现了数百枚古币、大量陶铭和若干小件珠宝。甘嘉莲及惠勒分析法旧分析法如「费沙尔及雷士纳分析法」无非是详细记录出土器物和建筑物的层位。惠勒根据他在印度的经验，对旧法加以改进和发展，又经他的学生甘嘉莲运用于撒玛利亚（1931-35）和耶利哥（1952-58）的发掘。新法要仔细切下岩层标本块，精细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不同类型的土质。岩层的确定不仅在于同一水平的地面，也要看各夹层的土壤。由此便定出一条挖掘的原则，即不是根据预划的层次，而是按着同样的土质进行挖掘，不论该土壤层面是多么不规则。不过法国人在发掘比布鲁斯时，却大反其道而行，他们按着硬性规定的8吋厚的水平层次逐层挖掘，而不理同土层不规则的等高线。惠勒学派还有一条规则，即不要按城墙挖掘，而要沿城墙的直角方向开掘，这样可便于确定城墙与周围沈积土层的关系。甘氏和惠勒的方法虽然在随后的挖掘中被广泛采用，但该法最理想是应用于小规模的有限开掘，其间并无大体积的建筑物。这种严密精细的方法需要众多的人手，而且时间消耗也太可观。陶片和骨片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器物，是陶土制品的残片，数量往往极多。彼特里估计他在埃及工作期间审察的陶品，不下300万件；普里查得计算他从基遍出土的陶片，全年总计可超过200,000件。费里发掘多坍时，首季清洗出145,000件陶片，已记录的有6,000件陶片。考古发掘时会遇到大量动物骸骨。犹太人早有禁食猪肉的律法（利十一7、8；参赛六十五4，六十六3、17），但在开掘北方的法拉废丘时发现一地下圣所，为主前十八至十六世纪的建筑，从中竟然找到了大量猪骨。这些猪骨都被穿洞，故可能是迦南人用作占卜或护符，正如从米吉多和他纳出土的猪骨一样。在拉吉西北面的斜坡发现了大量人骨与兽骨的合葬，也是很奇特的现象。相信这是主前701年亚述人兵伐以色列时，或稍后巴比伦人入侵时大屠杀的遗迹。约有1,500至2,000具尸体迭积在一座巨大的古墓中，是从墓顶盖的孔洞将尸体投进去的。人骨上面压着一层兽骨，大部分为猪骨。看来是食猪肉的异教入侵者，故意把猪骨撒在犹太人的尸身上，显然有侮辱或亵渎之意。人的骸骨有时还可透露出某些医药资料。例如发现有3颗人的颅骨，是作了环钻手术的（即在颅骨上钻洞医治头痛）。另从希实本一个拜占庭及罗马时期的坟墓中，找到一副女人骨架，发现该女人死于胸腔肿瘤，肿块已钙化，大小如鸵鸟蛋。从骨架也可推测某时代人的平均身高。约他姆斯和罗茨恰德从希律年间的墓冢中出土的骸骨，断定当时犹太人一般身高不过5呎3吋，是相当矮小的。

1968年以色列考古学家提出有力的证物，说明确有钉十字架的酷刑存在。建筑工人在耶路撒冷东北的吉瓦特哈米塔尔区，为建造楼房作地面准备时，发现了若干洞墓，内壁设骨穴，存有重葬的尸骨。有一穴存男人和儿童尸骨各一副，穴上镌有亚兰文「耶和哈南」字样，显示死者的姓氏。该男子的跗骨被一长铁钉穿透，胫骨已折损；双臂的尺骨仍被一只大钉穿在一起。相信该人是在加利利人犹大的领导下，因人口普查引起的暴动中被钉十字架的，时当在主后6至7年；一说以为当在其后，可能是在犹太人暴乱（主后66）爆发前的某时。因在主后66年之后，犹太人已不可能经营骨穴，好好殓葬亲友的尸骨了。艺术品各种艺术品也是重要的数据源。许多方面的情况，我们都可从这些艺术品中得以了解，否则，恐怕早已湮没无闻了。例如：埃及的壁画和亚述的浮雕给我们提供了古代战争武器的第一手资料。艺术品有时也记录着历史事件。最为珍贵的是一幅描绘主前701年西拿基立围攻拉吉城的浮雕画，现藏大英博物馆。因西拿基立编年史也没有记录这次战役，尤可见此画的价值。撒缦以色三世所立著名的「黑方尖碑」，描绘了以色列王耶户（或他的臣仆）在亚述王膝前匍拜的情景。凡人物和动物的雕像恐怕多是作崇拜之用，与亚斯他录祼体雕像的功用，大概是一致的。伯珊出土了大批动物雕像和圣甲虫宝石像，如狮、狗、羚、河马、驴、猪、象、鳄之像应有尽有，恐怕全是奈甲麦卡谢这异教的产物。基遍居民有把野鸟、雏鸡图象刻于煮食器皿上的习俗。从基遍出土的3件陶器残片上，都镌有六角星的图形，即所谓「大卫星」。原来学者们多以为这个图腾，是中世纪之物，至米吉多一块刻有六角星的砖石出土，这一疑念方消。主前1500年亚珠尔废丘有一位迦南画师，善以红黑两色在陶器上绘画飞鸟、游鱼、走兽；他有巴勒斯坦第一位大画师之称。从拉玛拉赫出土一件独特的彩绘陶片，上绘一位卷发髯的男子，也是以红黑设色，疑是某国王的图象。器物的风格颇似主前七、八世纪亚述人的制品，但画却是当地画师所作。在撒玛利亚有牙雕出土，可与圣经有关亚哈王「象牙宫」（王上二十二39）的记载互为引证。这些象牙器物使人想起圣经指摘当时那些富豪贵胄虚浮、奢华，睡象牙床的罪恶生活（摩六4）。麻劳万在尼姆鲁德也发现了数千件象牙制品，其中不乏技艺精湛的雕品杰作，全是在深井的泥淖中保存下来的。巨型立体雕塑在巴勒斯坦早期考古层中十分罕见，惟从安曼城堡寻获的两座雕像和另两座立雕的残余，恐是该层次之绝无仅有的，其年代可制定为主前800年，由当地工匠所造。从异邦大城如赛巴斯特和该撒利亚有大批异神和国君的雕像出土，这已经是希利尼罗马时代的产物。许多小型印章不仅镌有重要的铭文，且有极精美的图画。1904年从米吉多出土的一枚示玛玺，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主前793-753）年间之物，上刻一只吼叫的狮子，神态栩栩如生。从拿士伯废丘出土的一枚印章，是雅撒尼亚的御玺，为主前600年之物；其有趣之处是在上镌了一幅斗鸡图，因旧约从未记载公鸡，故学者一直相信希利尼时代之前，巴勒斯坦从未有鸡出现。一些器物上还镌有某些建筑物的图样或某些城邑的平面图。巴比伦伊施他尔门楼的雄伟造型，即见之于一块玺饰板上的城堡图。在该撒利亚进行的水下考古，发现一古币（或佩章），其上镌有该撒利亚码头图形，入港航道两侧各有圆塔拱卫，塔顶饰有雕像，塔的两旁建有拱门，沿着码头两岸而立。罗马时代犹太人造型艺术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束缚。在主前一世纪，连大希律王也要规避犹太人对人体造型艺术的敏感反应。从马萨他发掘的镶嵌画来看，非几何图形即花草树木。古币金属器物的遗存率相差悬殊。金质器物最为持久。银质器物常为黑色光泽所覆盖。铜质器则多覆以绿色铜锈。铁器最易锈损，往往出土时已成红粉一堆。鉴于多种原因，金属器物以古钱的考古价值为最高，其质地以银、黄铜、青铜为多。铸钱始于吕底亚国王盖古兹，时在主前七世纪。约于主前600年而传至希腊。主前六世纪中，雅典暴君庇吉斯彻特斯首次于钱币的一面铸上阿西娜像，另一面铸上枭鹰图形。至主前五世纪已广为流通，同时则有大量仿效雅典钱币的制品。从巴勒斯坦最先出土的，是两枚主前六世纪的古钱，一枚得于示剑，是从他索斯传入的。1960年于耶路撒冷近郊地区，又获一枚庇吉斯彻特斯年间的雅典古钱。继而又有3枚主前五世纪的雅提迦古钱仿制品出土于撒玛利亚，其后另有一枚出土于伯夙。我们还有幸觅得一套「耶乎德」古钱，是主前四世纪波斯入主犹大国期间的铸品，从中可见犹太地方官员尚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套精美银币，铸有雅典枭鹰图形，同时配有希伯来铭文。另有一枚「耶乎德」古钱，铸有一名男性神祇端坐在一只有翼的轮子上，此钱今藏于大英博物馆。旧约和新约提及的银钱，多属外国钱币。可作为自治权象征的真正犹太钱币颇不多见，仅有如下数种：哈斯摩宁钱币、希律钱币、两次犹太起义之间铸造的钱币。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19节记法利赛人拿给耶稣看的那枚「银币」，大概是提庇留或亚古士督年间的铸品。这是一种重约1/8盎司的银币，是新约最常提及的银钱。

一枚罗马银币，即是当时佣工一日的工价或罗马士兵一日的饷银（太二十2）。所谓「德拉克玛」是希腊银币，重量与罗马银币相若。马太福音十七章24节所谓「丁税」，相当于两枚德拉克玛，或1/2舍客勒的推罗银币。当时税法规定，每一犹太壮丁一年须交出1/2舍客勒「丁税」，来维持圣殿开销。马太福音十七章27节记述从鱼口中取出的「一块钱」，即是1推罗舍客勒，相当于4枚德拉克玛的价值。至于寡妇投入银库中的两枚「小钱」（可十二42；参路十二59），是约1/20盎司重的小铜钿，等于1/100德拉克玛，称「勒泊屯」。年代鉴定古钱的重大价值之一，在于可藉以断定发掘层的年代；但钱币，尤以金、银铸造者，往往会流传很久，这个因素是不可忽略的。传代遗世的概念也适用于出土的印玺和符囊。伯珊的发掘者正因为忽略了这个因素，以致造成了错断年代的后果。哥登在泰佩高拉发掘出一件古玺，经鉴定可知其「入土」之前已在世间流传了1,500年之久。制定发掘层年代的方法有多种：可依据已出土的铭文记载加以判断，也可联系地层状况和已知史料来进行推断；除此之外，尚有陶器比较类型学，也是用于推年断代的有效学问。某种陶器类型的年代一经确定（如马萨他被营建居住的年代已知，那里出产的陶器形制也已确定），便可用来作断定年代的标尺。在马萨他出土的一个水罐上，竟刻有罗马执政官的名字，从而可知该水罐是主前19年之物；不过这仅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子。再有所谓古文字学，或称为「字迹比较类型学」，用于推年断代也颇有帮助。旧约经载事件的年代，可通过与埃及年代纪和米所波大米年代纪作对比研究，来加以确定。因为这两种年代纪关于君王名字和在位年代的记载，都是很准确的。古代的天文观察资料，也可用来确定某些年代和日期，结果也大多准确。现将圣经考古学所依据的年代表开列如下：新石器时代：主前7000-4000铜石器时代：主前4000-3000早青铜时代：主前3000-2000中青铜时代：主前2000-1500晚青铜时代：主前1500-1200铁器时代：主前1200-300希利尼时代：主前300-63罗马时代：主前63至主后323近年经李毗首创的放射性碳素，用于测定古代有机物遗存的年代，其效用颇佳。放射性碳素断代的基本原理是，生物体按一定比例，从大气中同时吸收两种放射性同位素：碳-14和碳-12；在生物体腐败过程中，碳-14按一定速度分解成氮-14；根据碳-14分解之后的遗存和根本不分解的碳-12的比率，就可大致断定该有机体死亡（即停止吸收碳-14）的绝对年代。以放射性碳素断代来测定主前2000年埃及木乃伊的年代，似都相当准确；但用于早于主前2000年以前之物，其测定结果却多有偏后的倾向。其原因之一是地球磁场的变化，对测定结果时有干扰。因此，在报告放射性碳素断代结果的同时，必须附上一份正负数字的误差表，此表称为「标准偏离表」。新科学技术除了勘测和推断年代，新科学工具和方法也用于考古学的其他方面，如加州大学的物理学家奥瓦莱兹，将一发光器放入基撒的库夫大金字塔，企图藉以追踪称为介子的宇宙光轨迹，一切数据均以电脑自动记录。奥瓦莱兹的目标是测定金字塔中，前所未知的各信道走廊的准确位置。不过，迄今尚无所成。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史密兹，利用电脑使法老亚肯尼亚顿的一座神庙的原貌还原。该庙早被亚肯尼亚顿的继任者拆毁，仅收集到35,000砂石遗块。史氏先将每一遗块的特点，通过摄影仪器记入IBM（电脑）记录卡，随着复原工种的进展，把记录卡渐次输入电脑，让考古学家准确的进行重组。把摄影测量技术用于复制埃及浅浮雕，也是一项引人瞩目的创举。先将一件浮雕拍成两帧立体照片；将轮廓描绘仪与放缩雕刀组成一架特殊的联合仪器，用以准确地跟踪立体照片上的每一细节，从而把原浮雕再现于一块塑料板上。这种仪器摹拟的精确程度可达1/50吋。考古学的价值自1843年以来，我们通过考古，已经获得大量有关古代世界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知识。有待探知的事情尚浩如烟海，但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已经掌握了人物和事件的基本背景，以此为据，即可对圣经不同记载有更真实的了解。属灵的事只可以属灵的方法领悟，考古学不能证明圣经之真理。然而，考古学却最少可以证明，古代记录圣经事件者是多么认真负责，而又准确细致地写下了他们熟悉的境域和事件。圣经述及的地名，经考古勘察大白于世者，是使我们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来看待圣经所提供的材料；而古人日常生活用具的发现，也使我们认识他们的真实存在。通过对考古背景的认识，我们才愈益清楚地看到古代世界的生活环境，从而也能更欣赏神是如何通过历史的进程，来逐步实现祂拯救世人的伟大计划。EdwinM.Yamauchi另参：「考古学和圣经」；「陶器」；「铭刻」；「废丘」。――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考古学和圣经(ArchaeoloyandtheBible)所谓「考古学」，可简单定义为：以发现和研究人类古代遗物为目标的一门科学。圣经考古学则专以散存于近东一带的人类遗物、遗迹为研究目标。某些古代遗存埋藏于土墩之不同的层次内；另一些则散见于地面的废墟，或是已经风化的纪念遗迹。镌有铭文的器物也时有发现，需要下一番工夫，才能破释器物上的古代文字。古代日常应用的器物，是见之最多的遗存，如破碎的陶碗、烧焦的木板、小件饰物、玩具、摆设、布片、锈损的兵器、织物的残片等等。器物各有所出的时代，考古学家就要尽其对有关史期之所知，对各种器物作出审慎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现代考古学是从很久以前的「寻珍觅宝」，发展而成为一门严密精确的科学。对潜藏的遗址要经过周密的测探，一般是通过空中摄影，或使用复杂的电子设备，来测试地下金属或其他异常反应。出土器物之断代，要根据其出土的地层；有时也运用其他方法，如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目的是判定器物和埋藏器物的遗址准确的年代。考古学家和中东学者面对这些古代生活的见证文物，从而肯定他们要处理的，都是真实而客观的材料。尽管研究的文物在学者之间，往往不无争论之处或相悖相左的意见，但文物本身虽缄默无言，却是古人古事的真确见证，故此对遗物、遗迹，必须按其原本真相理解，决不可为附会某种历史、文化或宗教方面的意见，而随心所欲地横加解释。近东考古学所能做到的，便是对客观的背景材料提出证明，这便大有助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例如，一件镌有象形或其他形式文字的器物，经推年断代可考定为主前3000年左右之物，这本身足以证明，最少于彼时彼地人们之间已有了文字的交往。由此可知，旧约早期的作者把所经所见的事实，用文字记载下来，并非是甚么不可思议的事。那么，以摩西时代尚无文字为想当然的理由，而认为摩西五经并非摩西所写的假设，就自无立足之地了。事实上，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摩西不仅能够而且确已使用埃及的象形文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迦南地的若干方言（圣经希伯来文即是其一）作了记述。任何研究摩西五经的理论，如果否认这个基本事实，就是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

考古和古人的日常生活居住从近东多处的考古挖掘中，可窥见古人的居住情况。新石器时代的居室，主要是用枝条构架的「茅屋」。从某些证据可知，有的房屋内室也饰以艺术品。亚伯兰年间，吾珥一般家庭的房屋已很考究，按现代标准也可谓美观而舒适。至于克诺索斯、马里、波斯波立、肯迪尔几处都城遗址的宫殿建筑，即使从其废墟，也仍可窥见昔日的巍峨堂皇。编织物可算是人类最古老的工艺品之一，原来今日东方地毡的两种编式，都是源于远古的米所波大米。陶器工艺也同样古老，无论是上釉的彩陶，还是不上釉的白陶，是平淡的还是雕饰的，都已久传于世了。社会习俗圣经对古代中东社会习俗，也有所透露，加上考古发现的左证，就更加清楚了。从努斯出土的陶铭可知，亚伯拉罕与婢女夏甲生子一事，是完全符合当时当地的习俗，绝非悖德违制之举。另夫妇膝下无子者可收义子，正如亚伯兰收以利以谢为子之事（创十五2-4）。义子享有继承家业之权，且担负赡养二老之责，这一切都与嫡子无异；但如果后有嫡子出生或其他原因，是否仍保留义子的继嗣资格，则权在二老。从努斯、乌加列、阿拉拉赫出土的文献表明，一家如有多子，家长可任意立嗣，无须循长幼之序（参创四十八13-20、22，四十九3、4）。努斯碑文还表明，嗣子资格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在弟兄之间转换，因此，以扫和雅各之间的身分可互换（创二十五31-34），也就不难理解了。职业圣经时代的职业情况，也有许多实证可以说明。本尼哈森组画（主前1900之物）描绘了闪族商旅载货远赴埃及的情景。从一幅牲口背上所驮的风箱判断，这队商旅大概是作冶炼金属的匠人。另从其他碑文、壁画也可见到其他许多行业，计有狩猎、捕鱼、烧砖、制陶、各种农活、家庭手工艺等。从造型艺术中，也可了解当时人们的衣着情形。本尼哈森组画上的男子多留长须，穿着短裙，脚踏草鞋；女人穿着肩部系扣的连衣长裙，色彩鲜艳，穿便鞋，长发系带。另有一帧晚500年才出土的埃及画，画着一队向法老进贡的闪族旅人，其服饰或与500年前一样。这些人物图画均出自外邦人之手，并非巴勒斯坦本地人所画。原来以色列律法有规定：画人物或神的图象是犯拜偶像之罪，在当禁之列。记录的物料最能向我们透露古人日常生活状况的遗物，莫过于出土的陶片。凡昔日有人拓居之地，必有大量陶器的碎片散埋于地下，今日还可发现。这些陶片常被用作书写材料、记录简短信息，如先知耶利米时代的一组陶片信札，即主前587年的拉吉信集；拉吉信集实际是一迭军情报告，是当年拉吉城北前哨发给该城守将的「急件」。至数世纪后的新约时代，陶片用作书写材料仍畅行不衰，一则因为它比埃及的蒲草纸经磨耐用，二则又较那种涂蜡字版方便得多。在埃及还发现了一具调色板：长方形的木盘上，有一条放置灯心草笔的细槽，另有图形凹槽，可置黑、红两色的颜料片，是为沏墨水之用的。这种颜料片的遗存在昆兰故地也有发现，著名的死海古卷就是用此墨水书写的。游戏古代游戏的种类很多，儿童的、成人的都有。从本尼哈森的古墓（约主前2000）内发掘出一帧球戏图，描绘一群梳小辫子的埃及小姑娘掷球于空中。埃及底比斯神庙内有浮雕一幅，刻画兰塞三世与一宫妃下跳棋的神态。嗣后在埃及儿童间又时兴玩一种卵石游戏，颇似今之「十五子戏」。从米吉多发现一象牙盘，上面有排列有序的孔洞，似可插入楔形棋子以供双方对弈，已考定为主前1200年之物。根据近东遗址发掘所得，可知儿童现具尚有哨子、皮球、兵车模型、在轮子上的动物模型等，数世纪或无大变。成人游戏则有角力、射箭、赛跑。这在埃及墓画中都有反映。

殡葬圣经记载雅各和约瑟死后，均经香料熏尸（创五十2、3、26），这反映了久行于埃及的一种社会习俗，且与这段记载的历史背景完全吻合。雅各归葬于麦比拉祖墓，与亚伯拉罕、撒拉及其他亲人合葬。目前，麦比拉岩洞的遗址已确认无误，但阿拉伯人也以亚伯拉罕为圣祖，视麦比拉若为圣地，所以禁止任何人在这里作考古发掘。1931年在橄榄山俄国博物馆内，发现一段希伯来文的墓志铭，可信是取之于墓葬处的。铭文写道：「犹大王乌西雅御骨在此，不可打开。」墓志是耶稣时代镌刻的，显示乌西雅在耶路撒冷的陵墓已被挖掘，遗骨移葬另址，并立此铭。另经考古学家证明，暂置耶稣遗体的洞口以巨石作门，这是主前100至主后100年间所盛行的社会习俗，福音书所载与当时现实生活全然相符。宗教考古发掘从许多方面揭示了圣经宗教和崇拜的实质。早在亚伯兰奉神召出吾珥之前，米所波大米人已敬奉多位神明，奉为「天神」。由此可见，希伯来人之祖有自己崇敬膜拜的神，并非不可能之事。从埃及法老兰塞二世的一件浮雕，可以看出敬拜那些置于可移动之神龛的神的习俗，该浮雕描绘埃及军营中有神龛在营盘中央。另有主前七世纪的腓尼基文献，提及以牛牵引神龛之事。由此观之，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于旷野设会幕，与此背景正相吻合，所谓会幕是晚出之物的断言，可就不攻自破了。圣经记载被掳以前的祭祀典礼，必有歌者供职其中，这一传统也从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原来古代巴勒斯坦人礼乐之事，十分发达，一连数世纪久享盛名。另有从拉斯珊拉（即乌加列）出土的坭版，上面尽刻着宗教诗歌，考其句式用语，有不少与圣经诗篇相契相合之处。所罗门圣殿是由腓尼基工匠所建（王上六），其结构格式与从叙利亚的泰拿废丘出土的主前八世纪的庙堂相仿。耶路撒冷「哭墙」的石头中，相信有些是尼希米时代之物，惟所罗门时代的城墙基址至今尚未找到。希律圣殿于主后70年被毁后，发现了一些石头遗迹，为当年的某些建筑结构如底座、立柱等，提供了实物见证。从圣经可知，基督时代巴勒斯坦各地有很多犹太会堂，但至今尚无重要的遗迹出土。战争圣经记载战事的篇章随处可见，现今考古勘察的诸多发现，大大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记载。近东古人视战争好像敌对民族所奉诸神之间的冲突与较量，因此在他们看来，从军打仗是神圣的召命，入营当兵也是荣耀的职业。希伯来人向视神为万军之主，故此他们的军队也是神所统帅的军队；神可以下令毁灭全城（参书六17、24）。战争一般按约定俗成的规矩进行。军队压境时，必先知会城民投降。如降，可免一死，但财产是要被洗劫一空的；如不降，则一旦城破必有屠城之举，阖城百姓将无幸免者。战略战术是古已有之的，如正面攻击，用计设伏、武装侦察等早就在战争中使用了。有时两军对阵，胜败以两方主将较量的结果来决定（撒上十七38-54）。甲冑的式样从各种浮雕的描绘中已广有所见，可补充出土的碑刻的记述。吾珥曾有一华丽的金盔出土，是苏默甲兵的遗物，与卡纳克墓壁所绘赫人小盔迥然异趣。在以色列军中，先是只有将帅才戴金属头盔的（参撒上十七38）；到了西流基时代，则全军将士一律发给铜盔（《马加比一书》六35）。罗马军团一般是戴铜盔或皮盔的。希伯来军队所用的盾牌有两种：一是长宽可蔽全身者，为步卒使用；另一种小巧轻捷，为弓箭手使用（参代下十四8）。质地多是木心草面，偶尔也见有铜质者。至晚从主前十五世纪起，近东士卒已穿锁子甲（参耶四十六4，五十一3）。波格凯斯、乌加列、阿拉拉赫3处均有锁子甲出土，可资为证。剑与矛是希伯来士兵的主要武器，其形状与尺寸也颇不一，各种碑刻和浅浮雕均有反映。冶炼刀剑的烘炉，也从基拉耳出土了；又从拉吉和米吉多发现了青铜时代的匕首。他们所用的弓箭，即所谓「小亚细亚综合弓」：以木、角制成，筋腱为弦，两端固定在弓弧的铁的边缘，大概是承袭自苏默的武器，可见于本尼哈森组画。古箭也有遗存出土，箭头上还刻着名字，可判定为主前1300至900年间之物，似乎显示当年有弓箭队的存在（参赛二十一17）。新约则极少关于甲兵的记载。文献许多圣经的文体在近东考古发掘中，都已找到了渊源。在拉斯珊拉发现了一些坭版，上面的铭文采用的是一种诗与散文的混合文体，恰是圣经诗篇所使用的那种文法和文学形式。一说以为摩西五经中详列的律法条文，只能出自摩西以后的时代，考古发现已证此说之谬。今有写于主前十九世纪左右的苏默法典片断出土，显示出相同的法典风格。著名的巴比伦王汉模拉比的法典（主前十八世纪）即以苏默法规为基础，将其法规条文扩充至300节左右。汉模拉比法典是企图把当时的社会，稳定在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上的首次尝试。其文体开始是一段诗体序言，继而是散文体的法律正文，结尾则是一段散文体的跋。这种3段结构的形式，也见诸约伯记（散文──诗──散文）和但以理书（希伯来文──亚兰文──希伯来文），更晚出的著作也使用同样形式。出埃及记二十章1-17节所载之立约文体，及申命记中更完备的形式，可对照波格凯斯出土的赫人宗藩条约的文体。宗藩条约有所遵的定式，其中主要成分可见于旧约所载之律法和盟约文体中（出二十1-17；利十八1-30；申一1至三十一30；耶三十一31-37）。创世记中重复出现的句语：「他的后代记在下面」或「某某的子孙记在下面」，标示着创世记原来自11块坭版，仿如米所波大米记事坭版的形式。这句语和随后的记述都与米所波大米完整出土的坭版跋文相类。创世记记叙家世的文体，也可见于努斯出土的坭版铭文。创世记原文在叙史时所用的那种古朴简素的文字，与苏默历史文献的风格也相似。希伯来智慧文学如箴言之类，与埃及的《阿曼尼摩比的训言》也相仿，尤其是箴言二十二章17节至二十四章22节，连内容也与那篇埃及古训颇为接近。不过，这两篇巨着究竟是一篇承袭另一篇，抑或是有共同承袭的来源，则有待进一步考究。「书信」是古代世界的常用文体（撒下十一；王上二十一；王下五10、20；拉四6、7；尼二7）。埃及蒲草纸文献如「哲农文献」，多由书信组成。希腊人书信体的起源可上溯至柏拉图。他的「第七封信」（主前354？）特别引人注意，因为作者欲藉此信反驳曲解其说其行的言论。使徒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是承继了这一传统的。保罗的腓利门书则与埃及某些蒲草纸书信，全属私人性质相类。语言近东地区许多古代语言的发现与研究，大有助于我们对旧约的理解。现在已知来自苏默语和亚甲语的表达方式，不仅见于创世记，也见于圣经其他各书。如创世记一章1节所用「天地」一语，即是来自苏默语的一个词组an-ki，这对反义词（天──地）组合在一起，就具备了「全体」之义，可译作「宇宙」。启示录二十二章13节也同样利用这文学手法，以3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同一概念。乌加列语与艾伯拉语是西部闪语的两个方言，从渊源上来看，与希伯来语非常相近，且所使用的文体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了古乌加列语知识，许多意义隐晦的希伯来诗句方得迎刃而解，这些诗句保存了真正古迦南语的表达形式。另一支西北闪语方言，则是亚兰语，于主前三千年代即有人使用了；这语言可见于圣经以斯拉记和但以理书，是用「皇室亚兰语」写成；正如主前五世纪和四世纪之伊里芬丁蒲草纸文献。今天看来，把以斯拉记和但以理书的成书日期定于较晚时期，根据其所用之亚兰文，是通不过的。新约是用「普通希腊文」写成的，这是当时近东和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太福音和启示录若非全书，则最少某些章节原是以亚兰文成书的，新约的普通希腊文与其他希腊方言不同之处，在于含有很多亚兰文的表达方式，在翻译时若不注意，则往往会造成误译。结语综上所述，考古发现明显可扩阔我们对古代世界的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认识。迄今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虽然尚属有限，但已足使我们看见圣经中记述的人物，是真实地活于历史的时空中，经历忧虑、动荡，而他们也掌握着古来无匹的高度文化。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看见这些人物，并非神话，也非传奇，而是活在真实的历史时空，在时艰中苦苦挣扎，并间中得见全能全圣的真神显现，引领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并把衪的旨意行在人类历史之中。考古学表明，我们不能脱离近东其他古代民族来孤立地研究希伯来人。希伯来仅是一个包韫深广的文化综合体中的一部分，希伯来人在构成该文化的诸多民族如苏默人和爱琴人中，仅居一席位。进行这种研究必坚持一贯客观的立场，要从相关的实证出发，以对圣经人物和事件有正确理解。有时，公认的考古结论难与圣经的见证相契合，不过，这种矛盾为数极少，且会随着新资料的逐渐发现而趋于化解。一般来说，考古学家并不奢求担当证明圣经真理之大任；事实上那一锹、一铲之物又何足肯定或否定属灵的启示和圣经的训言呢？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考古学确使希伯来史得到了证实，确使新旧两约许多隐晦疑解的语言和传统，得到了清澈明晰的解释。故此，考古学为在耶稣基督里臻于完备的全部预言，提供了切实可信的背景。R.K.Harrison另参：「考古学」；「铭刻」；「武器和战争」；「圣经的原文」；「古代书信」。――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