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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基督徒神学家倪柝声(作者不详)
二十世纪的基督徒神学家倪柝声(杂谈)
倪柝声（1903—1972）是二十世纪中国有世界影响的基督徒，神学家。他的影响不仅遍及东亚，而且在欧美神学界都认为倪柝声是二十世纪具有杰出贡献的神学家之一。德国一位宗教领袖说，“直到今日，倪弟兄不仅是属于你们的，他也是活在我们西方圣徒的心中。”如今，他用中英文撰写的讲道、释经著作仍然在在世界各地流传。
简要生平
倪柝生原名倪述祖，英文初名 Henry Nee。祖籍福建福州，1903年11月4日生于广东汕头。倪柝声是家中的长子，当时他父亲倪文修（Ni Weng-Sioe，1877年－1941年）当时正在汕头任海关官员。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已故的祖父倪玉成（1840年－1890年）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父亲倪文修在兄弟九人中排行第四，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对于教会的传统和教会音乐相当熟悉，1941年在香港去世；母亲倪林和平（Peace Lin，1880年－1950年）则是一位传教士的养女，曾准备到美国留学，为此而进入上海中西女中（这是一所以英文水平高著称的教会学校），她性格刚毅，又曾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获爱国勋章。
1920年，17岁的倪柝声还在三一书院读书时，女布道家余慈度来到福州，在美以美会天安堂传福音，倪接受了福音，并且愿意终身奉献，毅然放弃了他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并取了一个新名字—倪柝声（击柝守望之人），英文 Watchman Nee。他一度到余慈度在上海江湾开办的圣经学院受训练，不久因“太爱世界”被余慈度劝退，回福州续完成他的学业（主修化学）。以后几年间，他一面刻苦勤读圣经，同时博览大批基督教历史名著（约3000册）；一面和一批年轻人，一同到已经隐居在福州附近村庄白牙潭多年的一位年长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里求教，从她那里得到了属灵上极大的帮助，被她高深的属灵生活所折服（倪柝声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1930年代倪两次访问西方，接触史百克等许多基督徒领袖以后，认为极少有人能与和受恩的属灵深度相比），并由于和受恩的介绍，得以接触到英国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著作，这正是后来对倪柝声一生的侍奉和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个主要源头。
倪柝声反对跟随基督教的传统。他将每一项都与《圣经》核对。在丢弃不准确、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在寻求的基督徒当中制造出寻求真理的空气。不合圣经的外在实行也被调整。有些用辞，如“交通”、“聚会”、“弟兄”、“姊妹”等，借着倪柝声的职事，现在都变成基督徒的常用名词。倪柝声的职事声明反对公会以后，就没有人敢以正面的意义使用“公会”一辞了。倪柝声的职事反对公会的号声，到今日仍给远东所有基督徒的耳朵和良心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6年秋，倪柝声在厦门工作期间，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这时，他应邀到南京，在养病的同时，帮成寄归翻译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加入李渊如等人已经在南京开始的擘饼聚会。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时，发生攻击基督徒和外侨的事件，《灵光报》社被砸，李渊如于是离开南京迁往上海。1927年，倪柝声一度病情加重，于是迁到无锡漕桥镇，专心写作《属灵人》。同年，倪柝声迁到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此后直到1952年失去自由，上海一直是他工作和出版的中心，他将福音书房也迁到那里，称为上海福音书房。在上海，他得到两位重要女同工汪佩真、李渊如的帮助，在地方立场上兴起了上海教会的见证。各处地方教会的行政都是独立的，由当地的长老们负责。上海教会最著名的一位长老是俞成华（1936年—1956年）。
1928年1月，倪柝生们租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今铜仁路）240弄文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召集了第一次的得胜聚会。主题是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参加人员约五十人，其中一半是来自浙江南部的温州平阳县（内地会、自立会背景）和江苏北部的阜宁、淮安（美南长老会背景）的传道人。
1931年10月，倪柝声在上海又召聚了第二次的得胜聚会，主题是“神的约和神的智慧”，内容后来刊印成书，就是《什么是新约》的前半部分。1932年11月召开特别聚会，与与来自英国、美国和澳洲的弟兄会信徒交通。1934年1月，第三次得胜聚会，主题有2个：基督的中心与普及，和神的得胜者。1934年10月，第四次得胜聚会在杭州举行，主题也有2个：亚伯拉罕的生平，和属灵的争战。
第一次的得胜聚会后不久，浙江省温州平阳县的和江苏省北部阜宁、淮安的吴微、季永同、邱日鉴等回到家乡，都脱离了原来的宗派，建立起当地的地方教会。1949年以前，平阳县（1981年分为平阳、苍南2县）约有一百处地方教会，（整个温州地区约200处，整个浙江省有三、四百处），苏北约二十处地方教会。1935年夏秋，倪柝声在烟台和厦门鼓浪屿、泉州带领特会，主题是“基督得胜的生命，与圣灵的浇灌”。这些特会带进了复兴。1935年到1936年，倪柝声打发同工到国内的主要大城市与港口开展，如张子洁到青岛，李常受和张愚之到天津（兼负责北平），使得这些地方，以及首都南京，陆续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他在各地的同工达到200位。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魏光熹开辟）、广州以及内陆省份的汉口（蓝志一开辟）、重庆、桂林、昆明以及绥远省（1943年烟台教会大复兴期间信徒移民建立）等等许多地方也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使得早期地方教会主要集中在沿海江浙闽等省份的情形发生很大改变。1942年底，上海教会有不少信徒无法理解倪柝声帮助二弟倪怀祖经营生化药厂的行为（觉得不够属灵），产生许多议论，以致生化药厂变成了“生话药厂”，教会的属灵气氛也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李渊如也退出侍奉，到苏州隐居。在这样的情形下，上海教会的长老们（张愚之、俞成华、唐守临、江守道等人）将倪柝声革除出上海教会﹐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倪柝声尊重上海教会的决定，停止了一切事奉，也没有参加任何地方教会的擘饼。即使在重庆期间，张郁岚长老邀请他出来讲道，倪柝声也只能拒绝。
在倪柝声停止事奉期间，李常受在北方的烟台带领了1943年属灵大复兴。由于政局改变，北方的工作被迫停顿。1946年—1947年，俞成华和汪佩真邀请李常受到上海和南京带领教会。由于传讲“生命树”等信息，两地教会得到恢复，并带进复兴。1947年底到1948年初，李常受和汪佩真等人被请到南方香港、广州、汕头、厦门和福州带领聚会。李常受在1948年春节期间到福州津门路聚会所讲道，福建全省地方教会的同工们大受感动，随后有23人与李常受、汪佩真一同去海关巷倪家，倪柝声终于同意出来恢复职事。这时，福州教会原由王载带领的津门路聚会所负责的长老们这时被吸引，愿意把教会“交出来”，接受倪柝声的带领，于是倪柝声重新安排了陈恪三、陈必荫、陈贞藩等4位长老负责福州教会，并实行全体事奉传福音，因此带进福州教会的大复兴，信徒人数从150人扩增到1400人以上。于是倪柝声在征求家人的同意后，将倪家在福州的三处房产全部奉献出来，中洲中东巷24号房产改建为福州教会的第2个聚会所，海关巷14号倪家房产改建为执事之家，玉林山馆房产也奉献给福州教会使用。
1948年春，倪柝声回到上海，在同工聚会上，表示他经营生化药厂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来养活同工们。倪柝声也把生化药厂奉献出来交给工作。上海教会的十二位同工（包括唐守临，杜忠臣，缪韵春，俞成华，许达微，李渊如，张光荣，朱臣，江守道，张愚之，张耆年等），联名在敞开的门刊物上发表声明：“对于倪柝声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仆人。他虽然在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几句不得已的话”，敞开的门第22期）。那时，上海教会大复兴，人数从几百人扩增到数千人，其中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占三分之一。于是信徒踊跃奉献，建造了南阳路145号聚会所，可容纳3000人，是全上海容纳信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基督徒聚会场所。整个上海教会又分为26个“家”，使信徒可以就近聚会，彼此关心扶持。直到1958年，南阳路145号聚会所被政府关闭，并入陕西北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声在福州郊外的避暑胜地鼓岭他用经营生化药厂的收入买下的房子里，举办了两期同工长老训练。内容有《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权柄与顺服》《读经之路》《教会的事务》《属灵的判定与判定的实例》以及《初信造就》等。经过鼓岭训练之后，全国各地教会普遍大复兴。在北方，张子洁带领的青岛教会信徒迅速扩增到4000人，除了龙山路4号聚会所以外，还分为20个家庭聚会。各地纷纷新建聚会所，如福州教会的中洲聚会所和津门路聚会所、南京教会的鼓楼头条巷聚会所、北京教会的宽街聚会所等。浙江萧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阳，开办农场，建立教会。1950年初，倪柝声在香港的工作，带来香港教会的复兴，信徒扩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台道聚会所。1950年代，中国大陆约有700处地方教会，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万信徒，其中近4万在浙江省。
1949年大陆政局变化之前，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自己则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大陆上的数百处地方教会。
1951年4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被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那时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兴，同时在基督教内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原来主要由西方差会资助的各大公会，在政治形势变化并失去经济来源以后，信徒人数严重流失，很快都“认清形势”，“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积极主动在政治上靠拢政府，并在传福音方面采取低调。而由中国信徒自己创立的几个基督徒团体，如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间的短时期内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过，不久以后，这几个基督徒团体就在1950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受打击的主要对象。
在土改运动中，福建鼓岭的教会房地产被没收，全国地方教会有上万信徒写信给政府要求保留。1952年4月，（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被秘密逮捕关押在东北，直到4年后的1956年（肃反运动中），才与在那一年1月29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开控诉。
这时，上海教会经过改组，由唐守临、任钟祥以及左弗如负责。他们和北京教会的负责人阎迦勒宣布再次革除倪柝声。许多信徒不再去南阳路聚会。在政府召开的控诉大会上﹐倪柝声被“揭发”出一连串令人难以想象的罪名，批倒批臭：政治上无比反动，在1940年代不赞成学生信徒上街进行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圣经中要求顺服权柄），另一个罪名是让青年学生移居台湾这个“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地方；欺骗政府，虽是中国人自办教会，却与外国传教士有来往，因此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其他还有很多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特务罪名；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生活上荒淫无耻。倪柝声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他常说：“我比你说的还要坏”）﹐而当时导致地方教会大量信徒受到打击。许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些指控属实，并同情倪的遭遇。但倪的家人和海外地方教会人士﹐由于地方教会的信仰特点，至今没有要求政府为他平反。（受倪柝声影响的信徒，普遍都认为诽谤、误解属于十字架的苦难，对信徒属灵生命的长大有益，没有必要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活到1980年代、后来出狱的蓝志一不顾子女的再三苦求，也始终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认定那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
倪柝声被控诉、判刑之后不久，中国大陆基督教于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上海教会使用不倒10年的南阳路聚会所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倪被判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一直没有出狱。1971年11月7日，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因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逝世，终年70岁。
现在倪柝声与妻子张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在当年他工作的中心上海教会，原来可以容纳3000人的南阳路145号聚会所，仍未归还教会。在他的家乡福州市，他献出故居改建的中洲聚会所早已恢复聚会，福音仍然兴旺。在福州郊外鼓岭山上购买了传教士别墅，1948年和1949年曾办过两次训练，今天那里95%的村民都是基督徒。当年他在苏北的主要同工之一季永同的儿子季剑虹，就是今天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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