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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圣经评鉴学

 

新约圣经评鉴学(BiblicalCriticism,NewTestament)运用历史、语言学和释经理论来分析经文,以揭示其真实意义的工作,就是「圣经评鉴学」。诸如历史背景(例:耶稣或保罗的审讯背后之犹太和罗马法律)、导论事项(例: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和问题)、圣经神学(例:以弗所书中拣选的教义)等问题,以致其他较为特殊的问题如作者、年代、收信人等等,都可通过圣经评鉴学加以解答。两种性质的评鉴学评鉴圣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必须加以区别。一是破坏性的,专门针对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问题。某些学者的目的似不在于开放的考证圣经,而在于否定。例如,有所谓理性主义的评鉴学者即专注于重新诠释耶稣的生平,而不重视分析经文的真义所在。经他们评鉴以后,现存的福音书就只有极小部分可算是真实的记录。另一种则是建设性的评鉴,致力于阐明圣经的意义,例如莱特福特(1828-89)和威斯科特(1825-1901)所代表的语法和历史学派。这些学者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历史背景来发掘经文的真义,而不是考究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另有旧约学者柴尔斯(1923-?)创始的「正典评鉴论」,主张按正典现状来研究圣经,不必去管其历史和传统的演变。不过这种研究方法显然已更接近于圣经神学,而不大像圣经的历史评鉴了。多数学者的态度是界乎于这两极之间的。例如布特曼(1884-1976)虽然常被看为持守极端的否定立场,他却是力图藉「化除神话」的方法来作出建设性的评鉴。布特曼的方法,在保守派看来是破坏性的,却容许极端的评鉴学者从圣经中找出现代意义(存在意义)。莱特福特和威斯科特的评鉴方法除了考证经文意义外,也考证其真实性。这可代表今日大多数圣经评鉴学者的方向。圣经评鉴学的必要性圣经并不是从天上而降,写在金版上的天书。尽管圣经是神的默示(希腊原文作「呼出」,参提后三16),这默示是在特定的时空之下通过圣灵传给圣经作者的。神不是向圣经作者口述,管制着他们的心思意识,使他们机械性的写下神的话。神是遣圣灵引导他们,响应当前的需要(约十四23,十五26),透过他们的个性和能力来传达神的话。新约的书信明显是为了回答早期教会各种的问题。福音书和旧约的历史书也无不反映著作者个别的风格和时代信息。因此,要对圣经有正确的观念,圣经评鉴学是必须的。圣经评鉴可抑制极端自由派的倾向,把圣经贬为一本只出于人手的著作,也可遏止极端的保守派倾向,使圣经提升为一本不可作学术研究的天书。纯粹追求情绪化的接触或感觉,会使人忘记了原来的信息。圣经评鉴学迫使读者从多方面去读圣经,以获取益处。这样,作者从神而来的默示才得着尊重。圣经评鉴学的问题福音派基督徒往往把圣经评鉴学与偏激的评鉴学者否定圣经的前设视为一路,这些偏激的评鉴学者认为从事评鉴圣经,就必定要否定圣经作为神话语的权威性。在他们看来,圣经并不是神施行拯救的历史记录,而只不过是记载以色列人和基督教会的信仰之一部普通史书罢了。莱德在《新约与评鉴》一书中说:「很多学者以为评鉴学的严格程度,视乎在新约中,特别从四福音书中,能找到多少不真确的经文。」圣经的历史书可以说是评鉴的重点,因为这些书卷把历史与神学交织在一起。否定圣经权威的评鉴学者认为神学因素愈强之处,则历史的准确性愈弱。他们举耶稣改变形象的记载为例,说那是早期教会编造的复活故事之一,后来被套入耶稣生平事迹中,以显示他复活前的荣耀。鉴于圣经评鉴学被如此滥用,福音派基督徒往往略过历史书中有很强的神学成分。如此一来,便出现了两个极端:出自偏激派的圣经注释,只是一连串不肯定的哲理推论;出自保守派的注释则只排年记事,探讨历史意义,而回避神学意义。

圣经评鉴学的历史马吉安是二世纪中期的一个异端教派的著名领袖,他对新约文献的接纳与否全视其是否与犹太教有连系。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称雅各书为「禾秸」,并力主将该书从正典中剔除。以上仅是个别事例;至文艺复兴时代,圣经评鉴才正式开始。神学的批判总是随着当代的哲学气候。例如,德国的神学批判即具黑格尔辩证法的观点和倾向,而近数十年来的神学批判,则多是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反映。理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许多学者不再接受教会的超自然前设,开始对圣经重作解释。例如,雷玛洛斯(1694-1768)即主张「理性宗教」,他断言耶稣只是历史上一个人物,因误从犹太教的弥赛亚盼望而自宣为王;死后门徒窃去他的遗体,而伪造复活之说和受难救主的神学。另有不少理性化的批判学者为新约记载的事件提出了种种心理学的解释。如保路斯(1761-1851)认为神迹是基于自然事件的传说。他举例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是耶稣勉励一个孩子分享他不多的午餐,众人有感于此便竞相仿效。这类学者还认为耶稣是用药物和膏油为人医病的;他们又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昏厥过去,后来被移到墓中便苏醒过来,这却演成复活之说。黑斯(1800-90)和士莱马赫(1768-1834)认为耶稣很有服众的魄力,使人望而生信,祂就是藉此替人治病。新约则被解释成早期教会对耶稣之人格对信徒的巨大影响的诠释。由于这类评鉴家否定超自然的偏见和思辩推理法,他们没有清楚的方法,从文字记载背后,发掘出真实的事件。不过,他们的理性化评鉴法却引起人们对圣经写作中人的成分更大的关注。许多早期学者设想圣经的默示是由神口授,作者只是执笔记录下来。现今圣经研究关注书卷的历史背景,在释经上已是可贵的进步。倾向评鉴学第一个评鉴学派于德国的杜平根大学开始,创始人鲍尔(1762-1860)曾受黑格尔辩证哲学训练(命题+反命题=综合命题),后用此哲学来研究基督教的发展。鲍尔以彼得的犹太基督教为命题,而以保罗的希腊基督教为反命题,他认为这两个教派的冲突延续到二世纪。他认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雅各书、希伯来书4卷代表了犹太基督教,他们视耶稣为一先知,对福音予以种种限制;而保罗在他几封重要的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中,给基督教一个新的转向,宣告一位属天的基督,以及教会的普世宣教使命;至于综合命题,则始于主后150年的使徒行传,直至彼得前书和约翰著作(约主后200)。鲍尔对各种文献的分类和写作年代的判断,都以它们的「倾向」为依据。史特劳斯(1808-74)使用这方法来评鉴耶稣的生平,他处理的手法是文学分析多于历史考证。他认为,自由派的探讨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方法论,神迹不能与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福音书是「神话」,基于耶稣生平事实(命题)与门徒信仰(反命题)之综合。倾向学派的影响很大,不过鲍尔的理论却在莱特福特的《使徒教父》(1869-85)一书发表之后已多不能成立,因为莱氏以铁证说明新约思想统一时期在前,观点分歧则在以后(与鲍尔的结论恰恰相反)。然而,倾向派提出早期教会内部可能存在纷争一说,才导致诸学者更放胆讨论、探究圣经的真理。宗教历史运动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1895)强调通过自然选择的逐渐进化,其影响之大,也波及了圣经研究。进化理论对圣经研究的积极作用,至少可见于以下4方面:(1)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学者研究希腊文的演进,尤于本世纪初发现大批蒲草纸抄本之后,对新约希腊文多了新的了解;(2)在经文校勘方面,学者追寻抄写新约原稿的变化、抄写错误的历程,终可重建经文原貌;(3)在底本考证方面,进化的概念使学者发现马太和路加利用马可的材料撰写他们的福音书;(4)在历史及语法释经方面,因对历史、语言、文化的发展有了科学性的了解,学者们更接近新约经文的真义。德国的宗教历史运动主张诸教同源论,因此基督教也是邻近宗教的衍生物,这种理论是涉及基督教教义的地位。费得理(1839-1908)将基督教与希腊神秘宗教相比;雷震斯坦(1861-1931)断言基督教源出诺斯底神话所说一个死而复生的救主;希瑟的巨著《主基督》(1921),从希腊神话中举出与整个福音故事描述的基督生平相类的叙述;他认为新约背后是有耶稣作为教师的精神在内,但那些希腊化的作者写书时加入希腊思想,原来的犹太精神反成了次要。宗教历史论有几方面的困难:(1)用作对比的材料多取自后于基督教成立的时期,因此,应该是说神秘宗教取材于基督教,而绝非相反;(2)借用术语并不等于接受其神学,基督徒可使用流行于当时的某些术语,并不是学习它们的信仰,而是表示异教徒的种种都在神的主宰之下;(3)许多对比只是类同,而非有任何系统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相似,却无直接关系;(4)学者现在已经明了,许多所谓希腊化的对比其实是出自于一世纪的犹太教,如昆兰团体(死海古卷)或旧约智慧文学实是这些事例的本源。统一末世论学派维斯(1863-1914)认为新约的关键就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耶稣的教训可以说是「彻底的」或「统一的」末世性。史怀哲(1875-1965)把维斯的思想加以演进,他认为耶稣不是作先知性的宣讲,而是发出末世启示性的言论;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布道时(太十),他是期待弥赛亚的世代已指日可待。但这世代迟迟不至,他便决定殉难以促进神国之早临。据史怀哲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高喊:「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正是理想幻灭的表现。早期教会为了避免失败,遂高举复活,但最后被迫从耶稣的末世启示的宣告(可见于保罗之帖撒罗尼迦书信和哥林多书信)转为伦理性的教导(可见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史怀哲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引起了学者对犹太背景的加以研究,特别是关于末世启示的观念。不过他的理论却受到了另外一些末世启示论的挑战(如杜书兹和托德两位学者的「实现末世论」;耶利米亚和柯尔曼两位学者的「既成末世论」)。而且,圣经的记载,否定了史怀哲对耶稣的描绘。事实上,耶稣秉持祂的布道使命,不是犹太人的想望,祂的使命实在与犹太人普遍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圣经评鉴的现代流派形式评鉴学3位德国学者(史密特、布特曼、狄比流)于191920年分别建立一套考证新约的方法,藉文学分析确定年代和传统的真实性。根据这套理论,不断增长中的教会产生了宣讲、辩道和教导的需要,于是,耶稣生平事迹被分成若干独立片断,分别流传于各地。经过一段日子,各教会渐按本地情势所需,在某些片段上加工渲染,成为具有地方色彩的形式。形式评鉴学有若干特点值得注意:1.极端形式评鉴学是基于进化概念,他们认为福音书的传统单元都是从一个原始核心故事发展而成的,却脱离了原来的真实事件。2.形式评鉴学认为教会是形成现存新约故事的铸模;极端者更认为新约开始为口传时期,故事的传讲常随着当时的需要有相当灵活的改动,所以在成书之际,早已面目皆非了。根据这个观点,福音书实非历史文献,而是神学论文;它们不是记述耶稣生平的实录,而是教会的信仰。3.布特曼的评鉴著述结合了两个观点:末世论与存在主义释经法。他一方面同意史怀哲的观点,认为耶稣是一位彻底的末世启示论者,由此而指出:耶稣再来的延迟是教会发展的一个主因。耶稣并未如信徒所信的很快再来时,他们只好把原来的信仰发展成伦理学。犹太思想也被希腊思想所代替,耶稣的真实历史也就湮没无闻了。4.布特曼又根据海德格(1889-1976)的哲学,偏重实存释经法。他认为人类是在焦虑的规范之下,经常面对死亡而活,也学习怀着这恐惧而活。布特曼认为圣经的信仰象征与信仰本身无关,所以这些象征必须根据当代的需要再加诠释,例如学习如何在现代世界对应存在的问题。所以,关于耶稣本身的核心史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早期教会透过对耶稣所作神话化、象征性的描绘,表达出来的信仰。5.形式评鉴学把经文分成一个个文字单元,据此考其年代,又进而考证其真实性。布特曼与狄比流将福音书划分为若干类别的文字单元,最可信的就是典范(狄比流语)或箴言(布特曼语),即言简意赅的格言,易于记忆,而反映的思想,又与日后教会所宣扬的不同。其次是教义问答材料(是教导性单元,反映较后期的需要)、神迹故事(反映门徒受耶稣影响的神学思想)、传闻轶事(无固定形式,内容神话化,如关于耶稣登山变象的云及出现的人物)。形式评鉴学的立论和方法均有很多弱点。特别是布特曼接受十九世纪反对一切超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代已被很多人视为过时了。布特曼的方法主要是以海德格的早期著作为理论基础,却罔顾这位哲学家后期的思想发展。他假设新约的故事形式是出自早期教会布道之需要,然后再引证这些形式来自圆其说。须知早期的宣讲并不是从真空中发展起来的;它必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据,这就是耶稣的生平、殉难和复活。欲把新约从其历史根基上割断,并以其故事为神话的企图,必注定失败。这些企图忽视了耶稣对教会的左右力量;又毫无根据地将历史的耶稣与教会宣讲的基督断然分开(即把真实的耶稣生平与福音书的记述区分)。早期教会一向视福音书的记载为准确的历史记录(参路一1-5;徒二十一25;彼后一16)。不过,撇开形式评鉴学谬误的一面,它仍不失为新约研究的重要工具。这方法使我们注意经文的不同文字风格和它们承载的信息。近年对早期教会信条及诗歌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教会的着重点和新约书信本身。由此可见,形式评鉴学确可作为追溯早期教会思想和教义发展过程的有效工具。传统评鉴学形式评鉴学产生了两个很重要的分支:一为传统评鉴学,一为编辑评鉴学。传统评鉴学致力于考定福音书记载的某段故事,在早期教会史中演进的过程。例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分别记载基督的登山宝训,两段不同形式记载的关系和可能的演进。确定传统真实性的标准,可见于庇林的《重寻耶稣的教训》和富勒的《新约的评鉴导论》的著作。传统评鉴学最重实证。耶稣的任何言论若有疑点,便可视为五旬节后之教会制造出来。传统评鉴有3个主要的辨正标准:(1)独特性或殊异性。若犹太教或早期教会中无相近或雷同之说者,则可信;否则,即可疑为从犹太教训中转移过来,或为后期教会加进去的。(2)多证法。一说如见于福音书所有或若干原始材料,则可信;否则,即可疑为后期福音作者加入。(3)统一或一贯性。若与上述两项证实的经文一致的传统,即为可信。因此,已被证实的记述可作为考证其他经文的基础。传统评鉴这3条辨正标准所反映的极端否定主义和近似吹毛求疵的严苛要求,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要求耶稣与犹太教和早期教会无任何联系,实在是不可能的事。须知前者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宗教背景,后者则以耶稣为创始人。一切实证俱已表明,历史的耶稣就是教会宣讲的主耶稣。不同学者用上述标准来研究同一段记事,其结论却相去很远,其主观臆测成分是昭然若揭的。撇开这些错误的辨正标准,则传统评鉴法仍不失为研究圣经的有效方法。以此法研究相应的经文,则可见早期福音作者对有关耶稣的传统的不同选择,显示各人强调的神学重点。再者,研究使徒书信中的信经和诗歌,有助于了解作者如何运用有关的传统。编辑评鉴学「编辑」意指福音作者为了教导他们的信息,而把福音故事重编改辑。如同形式评鉴一样,编辑评鉴也受到如下的批评:主观的评释,谬加分割历史与神学,也无视教会以历史的耶稣为基础的事实。但编辑评鉴法如使用得法,可说是阐明经文真义最佳的工具。福音书的作者在刻画耶稣生平和事奉的影响时,各有重点。如耶稣以凯旋姿态进入圣城,或耶稣平息海上风浪诸事的记载,各福音作者不同的神学重点,可拓展和丰富读者对耶稣的重要性的了解。结论新约评鉴学虽为福音派基督徒所疑(有时确不可取),但各学派的评鉴理论、评鉴方法,对了解新约文献和它们对基督的描绘,确有很大贡献。GrantR.Osborne另参:「经文评鉴学」;「形式评鉴学」;「编辑评鉴学」;「来源评鉴学」;「传统评鉴学」;「化除神话」;「旧约评鉴学」。――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